六
那天放学，又轮到文山小组做值日。我和几个同学在楼下打了会儿乒乓球，见校园里的人越来越少，跟文山一组的同学都陆续下楼回家，唯有文山迟迟不见踪影。我撂下拍子，从地上拎起书包，又上楼走回教室，见班里空荡荡的，只文山一个人在那里慢吞吞地扫地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抬头愤愤地说，都跑了，薛斌先跑的，其他人也不干了。一腔怒火涌上我的心头。我说，你也别干了，咱们走！文山不吭声，低下头继续扫地。我顿时感到一种有劲使不上的憋闷。
文山是班里的卫生委员，每年选班干部他都会高票当选。韩老师对他的评价是“以身作则”“任劳任怨”。每天早上文山一来到学校，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值日，都会拿着笤帚簸箕到卫生区里检查一圈，看看哪里没有打扫干净。由于他的仔细认真，我们班几乎每周都能拿到卫生流动红旗。老师对他的工作很满意，同学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，只有我对他的工作不满意。我觉得薛斌那几个混蛋已经吃定他了，自从进了校足球队就没怎么干过值日。真不知道当他这样的好学生还有什么意思。
(资料图片)
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我放下书包，和他一起把教室打扫干净，然后锁上门，我们顶着落日的余晖，默默地朝家走去。他没问我打架的事，我也不想说，我觉得他不会感兴趣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了。
一列黑皮火车在铁道上轰隆隆驶过，车体带起的劲风不停地吹打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站在离火车两三米远的位置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一节节运动的车厢，不一会儿就感觉自己也动起来，仿佛在往相反的方向飞跑。我们等火车的时候，经常玩这样的游戏。
“你真认识那个女的吗？”火车过后，耳畔一下子清净了。文山站在两条铁轨中间，忽然不经意似的问。
“哪个？”我已经猜到他问的是谁了。
“火车轧死的那个。”
“可能吧，没仔细看，不敢确定。”
“昨天晚上我好像梦见她了。”
“是么，害怕吗？”
“不害怕。我觉得她挺可怜的。”
“你不是没敢过去看吗？”
“反正我在梦里就知道是她……”
我们沿着铁道一直向东走，又一辆火车从我们身边轰隆驶过。我从地上捡起一块鹅蛋大的石头，使尽力气朝飞驰的黑皮车身砸过去，只听见咔的一声脆响，那石头被火车撞成好几块，反弹后流星似的在我头顶上飞过。我冲着火车大声吼叫：“傻×！我操你妈！……”文山漠然地看了我一眼，又将目光转向虚妄的天空。
要成为一个坏孩子，首先要学会说脏话。有些人天生就有说脏话的能力，根本不用专门学，一张嘴就能把最污的语言倾吐出来，虽然他也未必明白自己在说什么。可我不行（文山也不行），每次要把脏字说出口的时候，都必须先突破一道心理障碍。
有人说，孩子的说话方式是跟父母学的，这一点我不大认同。我父亲就经常骂人，母亲有时也说脏字，可是他们偏不让我说，还吓唬我“敢说就打”。我大概也觉得大人是有很多特权的，有些事“小孩子不懂”，所以我一直没学会说脏话的本事。我觉得和人吵架不说脏话太吃亏了，人家可以变着花的骂你，可你只能回一两句“傻瓜”“笨蛋”，一点杀伤力都没有，还让人家觉得你老实可笑。
所幸我现在已经懂事了，再也不会相信大人那些骗人的鬼话。我知道要想在学校里不受气，就必须彻底改造自己的形象，变成一个谁都不敢惹的坏孩子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我开始苦练骂人的功夫。每当家里没人的时候，我就会把房间的门关上，然后对着空气破口大骂。一开始还骂得别别扭扭，骂上十句二十句之后，就感觉嘴皮子顺溜儿了，什么污言秽语都能脱口而出。
我第一次尝试骂人是在一个课间上厕所的时候，我站在小便池上解开腰带正准备撒尿，忽然有人在我后腰上猛推了一把，惊得我一下把尿憋了回去。我回头一看，只见宋超站在离我两三米远的地方，一副嬉皮笑脸等我追他的欠揍表情。我没有提上裤子追他，而是选择爆粗口。当我怒气冲冲地吼出那几个脏字时，周围的同学都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，然后对我骂人的水平进行点评，那口气好像说脏话是某些人的特权，我这种好孩子压根儿就没资格说似的。我强压着内心的不安，故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心想以后一定要经常骂，多骂几回你们就习惯了。
多年以后，当我第一次对心仪的女孩说出“我爱你”三个字时，那感觉竟跟我第一次当众爆粗口惊人的相似，没有任何想象中的爽快与自我陶醉，只有一种“突破自我”的惶恐与惴惴不安。
那天回到家里，我看见客厅的桌子被掀翻了，茶杯碗碟碎了一地，父亲穿着一件吊带背心，盘腿坐在湿漉漉的地面上，满脸通红，目光呆滞地盯着墙角的虚空。屋里弥漫着一股白酒和呕吐物混合的刺鼻气味。
“我妈呢？”我站在门口，远远地问道。
“死去了！这个浑蛋娘们儿……”父亲突然怒吼道。
我转身从家里出来，橐橐地走下楼梯。邻居奶奶驼着背站在门口，挥手把我拦下。
“你爸没事儿吧？”她问道。
“没事儿。”我淡淡地说。
“你妈让我告诉你，晚上到你姥姥家去。”
“哦，知道了。”
姥姥住在村东头，与我家相距不到一里。她家院子里种着三棵大杨树，离着老远就能看到。我穿过庭院，走进姥姥住的北屋，见母亲坐在床头边，正和姥姥、舅舅谈论父亲的事，屋里一片惨淡的愁云。舅舅让我去和文山一块儿写作业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叫我们。我走到西屋，文山正坐在书桌前玩橡皮，他看见我并不惊讶，也没有多问，只给我搬了把椅子，我们就斜对着头做起功课来。
天已经彻底黑了，窗外不时传来几声鸟鸣，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响个不停。我们一直写到快九点，舅母终于来叫我们吃饭了，桌上的饭菜很简单，一碗面条，一碟咸菜。姥姥说，不行你们就在这儿住下。母亲犹豫着说，还是算了吧，一住下他又得闹。
从姥姥家出来，我和母亲又到铁道边溜达了一圈，觉得父亲差不多睡着了，这才小心翼翼地回家。家里依旧是我放学时的破碎模样，酒气还在屋里弥漫着，父亲和衣倒在床上，鼾声已经微起。我和母亲轻轻把掀翻的桌子立起来，又将地上的碎碗碎碟扫进簸箕，趁着夜色丢到外面街角的垃圾堆里。
那晚母亲睡在我的床上，我靠着墙，母亲睡外侧，睡前她把房间的门插死了。
“以后早上你自己做饭吃吧。现在家里没地了，你爸的厂子也不行，我得到市场上找点活儿干，要不就得在家等死。你妈这辈子是没指望了，以后就看你的造化了……”
母亲脱掉外衣鞋袜，和我背靠背躺着。她的声音颤颤悠悠、时断时续，就像来自一个幽暗的深谷。